隐秘的“司法部培训班”

　　分发给“墨镜男”的培训资料上，赫然印着：“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培训中心”和“司预培发[2008]06号”。正在讲课的老先生叫孙茂勤，是公安部门一位破案无数的老探长。培训时间自4月25日到4月28日。

　　招生简章注明：公安部门工作人员和律师及相关从事调查的人员才能报名参加。但屋子里坐着的16个学员，看起来都跟“墨镜男”一样，有些“来路不清”，至少在相貌神态上不像衣冠楚楚的律师，或神色肃穆的公安干警。

　　这16个人里只有一个女的，其余男学员几乎人手一支烟。从抽烟姿势看起来，都是“职业烟民”。坐在第一排中间的一个年轻男子，手臂粗壮，穿着一件酷似黑社会打手的绣花黑绸马褂，不停地摆弄手机，几分钟就出去接一次电话。他旁边是一个瘦弱“小个子”，可坐姿却放肆得很，几乎是把脚放到了桌子上，两只眼睛一直斜斜地看着前方。在他身后的一个中年男人，中指上戴着一枚巨大的纯金嵌翡翠的戒指。

　　“我接着说安全问题。”孙老先生清了清嗓子，“你们都知道2004年调查员被打死的事情吧，用我们公安的话说，傻帽一个，他拿着照相机明目张胆地对着目标拍，能不被人打死么?”

　　培训课程还包括，“调查取证知识与法规”、“调查取证与人权保护、隐私保护问题”、 “调查取证业务管理与营销技巧”、“调查取证时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与安全预案设计及自我安全防范技巧”等。

　　事实上，这16个学员全部是来自全国各地“调查公司”的“法人代表”，也就是在社会上受到争议已久，神秘的“私人侦探”们。

　　比起四年前，本刊《调查中国私人侦探》一文曾报道的公检法机关对于“私人侦探”不是禁止(《公安部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就是查处的强硬态度，现在这层 “隐秘”，反倒是透露出几分说不清的“暧昧”。

　　互相默许的“暧昧”关系

　　“现在很多南方城市的司法部门，实际上一直跟民间的调查公司合作，当然是私下里，特别针对一些执行难的案子，调查公司做好了前期工作，法院最后按标的额的百分之几给调查公司提成。”孙茂勤说。

　　可难道多年专业训练出来的警察，破案能力和效率还不如“野路子出身”的私家侦探么？孙茂勤笑笑说，私家侦探用的那些手法，都是公安干警惯用的。

　　“从办案能力上说，他们(私人侦探)没有太多优势，但他们是‘开放式破案’，不用一道一道地审批，不用每次一行动就请示汇报，更不会出现因为某些疏通和干扰案子半截就‘终了’，所以从实际效率上说，有一些案子，尤其是涉及私人权利的案子，私家侦探确有优势。”

　　“在目标明确，证据确凿的情况下，相关部门会愿意直接执法。至于搜集证据的工作，虽然也在他们的职能范围内，不作为的情况就比较常见了。” 北京中诚友联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长旭表示，随着“调查”业在中国这几年的发展，让不少相关职能部门感到了“便利的好处”。

　　而且，在另一方面，调查员们的个体素质，已不再像是几年前那样绝大多数是“野路子出身”，鱼龙混杂，混混当道了。高学历高素质以及“特殊才能”的行业人才也开始加盟。

　　“这两年，很多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尤其是学法律专业的，因为‘夭折’在国家司法考试，最终选择投身私家侦探行业，一来他们有文化知识和理解力上的优势，二来这个职业也可以给他们带来丰厚的收益，这对年轻学生来说，是一个风险与收益并重的选择。”

　　韩冰对他们夫妻的评价甚高，称他们为“高素质人才”。而韩冰本人，干了半辈子公安，曾做过刑警大队的队长。

　　事实上，除了高学历人才，像韩冰这种身负“特殊履历”者更是举不胜举。同期学员里，30多岁的傅润泽是地道的北京人，最早是做汽车销售，后来改做专业追收车贷。三年前，他也自己办起了调查公司。傅润泽打开手机的通讯录，2000多个电话号码，“我的经常联络人，至少也有三四百个，而且很多都是保密的信息，连跟老婆都不能说的。”

　　另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就是前面说到的“小个子”，他的真名叫浩然。1978年生人，原来是重庆市散打队队员。一身靠得住的硬功夫和出色的车技让他在行业内颇为抢手。

　　“我们现在做这行的差不多80%以上的调查员，都曾不同程度供职过公检法机关或者特定信息采集部门。”中国侦探网总裁付树民对《望东方周刊》记者说。付树民自己在入行前，在检察院里干了半辈子，“私底下，大家都很熟悉，都是些老同事，老同学，老朋友，老关系。”

　　不管怎样，于“公”于“私”，如今公安、司法以及工商部门，已一改过去单一“管制”的态度，“不支持也不反对，相互利用又彼此沉默，这层关系，只能用‘微妙’和‘暧昧’来形容。”

　　年业务增长量100%以上

　　随着“谁主张，谁举证”这一司法原则的强化，能否搜集到有力的证据，成为民事诉讼胜败的关键。目前，人们的调查取证意识虽然增强了，但搜集、保存和运用证据的能力还较弱，许多当事人往往只好委托律师或其他调查取证人员进行调查取证，因此商务、民事类调查取证的需求越来越大。

　　律师李长旭就是当时的与会人员之一，目前他已是一个150人的调查组织的负责人。他透露说，四年多来，他们每年的业务增长量在100%以上。而且，基本上以公司业务和知识产权打假为主营业务范围。

　　“原因两点，一是公司越来越多地寻求调查公司的协助，他们相信我们能提供更多更准确的证据，尤其是越来越多的海外大公司。他们对中国体制很了解，也很清楚中国法律及相关执法部门在一些职能上的局限性。所以在一些情况下政府部门可以做什么，不会去做什么，自己应该怎么做，他们明白得很。二是国人意识发生变化，开始懂得要维权，市场表象发生了变化。”

　　当年带着“中国侦探网”“雏形”参会的付树民，如今已是“中国侦探网”总裁，他漂亮宽敞的办公室设在沈阳市政府的办公大楼里。

　　“这几年业务走向高端化。商业欺诈、知识产权维护等方面成为主力业务。老实说，高端业务的钱更好赚。而且，国人法律概念提升了，市场需求非常大，以前老百姓都还愿意吃哑巴亏，现在可不干了，都会尽可能地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暴利一族

　　用付树民的话来说，这几年钱更好赚了。问起他的年收入是否有几十万，付树民笑着提高声音:“几十万？那也太少了吧……”

　　而李长旭则对本刊记者说，在他的调查事务所里，普通调查员最低的年收入为五六万，“但这是干得很差随时会被淘汰的调查员”。

　　“一般都有十几万，稍高的大概几十万。我们调查员的收入这几年一直在持续增长。肯定比同等职能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要高得多。”

　　“调查取证高手”培训班里有个“惹眼”的人物，担任讲师之一的“江南第一名探”---韩冰。

　　韩冰个人经历复杂，高中毕业后，直接参了军。在军队呆了两年，他考上了军校，随后到了刑警大队，在公安系统干了半辈子。1998年已经成了刑警大队长的他，毅然辞职成了一名“私家侦探”。

　　除了小时候受到侦探小说影响，韩冰坦言，当时“下海”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经济上的考虑。

　　实际上，“谋生”、“成名”、挖得“第一桶金”是大部分“私人侦探”从业的最根本原因，兴趣倒在其次。

　　26岁的吴斌，习惯性地用左手开车---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在两年前的一次“调查工作”中意外受伤后变得不太灵活，可他从没后悔，还觉得值。四年前他从警校毕业后当了一名警员，可相恋5年的女友却跟一个生意人闪电结婚。

　　　吴斌说他很满意现在的生活状况，短短几年间，他在杭州买了套120平方米的房子和一辆帕萨特。他觉得比起同龄人，赚钱要容易得多，“我和当年局里的同事聚会，从来不让他们埋单，一个月就三四千，过日子都紧巴。”

　　韩冰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精装软包的“黄鹤楼”香烟，划了一根火柴点着了烟：“这一行，干好了一年收入三四十万不是难事。”

　　“黄鹤楼”的市场价格是一条1800元， 韩冰一根接着一根抽。“三四十万一年”，估计也只是个保守的说法。而他们之间最豪爽的一句话就是：“能把事办好就成，钱最不是问题。”

　　很多信息采集来自“内部”

　　很多“私家侦探”，都是公安、武警出身，但用他们的话讲：“明处办案和暗处侦查还是两回事。”

　　警方调查，公事公办。但“私人侦探”的调查权合法性问题，始终受到争议。

　　“除了1993年有过一个《公安部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外，现行法对我们这行其实没有明确的限制性或禁止性的规定。”身为律师的李长旭认为，没有被明确禁止的，就可以做。

　　至于调查渠道，“我们的信息来源渠道本质上和警方是一样的，只是公家是依法办事，我们是按规矩办事”。付树民告诉本刊记者，很多信息采集来自“内部”。

　　“摊开说，就是相关信息采集机构管理不规范。在中国，很多事会按另一种规则办。”付树民表示，关键职位上的某些个人可能被利益打动，50元，100元就能拿到所需信息。即使对方身份特殊，也只是价格的问题。

　　“为什么那么多调查员是来自公检法系统，因为要有内部的关系网，才好办事。侦查能力只是一方面，是可以培训的。”

　　“思明”说的也是一样的道理，“一些领域人治比法治更有力量。这是我们能变通的地方。”

　　另一方面，“当十年好警察，未必能当一个好侦探”则是业界一个普遍的说法。

　　“做侦探，玩的是心理学。”韩冰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

　　浮出水面

　　孙茂勤估测说：目前国内大小民间调查公司共有2500到3000家，专业调查员在两万人以上。把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也加进去，这个数字会突破20万。

　　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好好赚钱，是目前大多数“私人侦探”的生存方针，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愿意这样“不见光”地干上一辈子。

　　上三个月的函授班，跑大老远，花费近5000元来参加这个司法部办的小培训班，学员们无非是想获得一个所谓“官方”认可。在这些“私人侦探”的眼里，似乎任何一个正规机构给予的“奖励”和“名分”，都是弥足珍贵的。

　　2006年，“商账追收师”第一次列入了国家承认的“职业列表”中，私家侦探行业终于渐渐地“浮出水面”了。

　　“正道”出身的孙茂勤虽然一直力挺这些“私人侦探”，但也颇有微词，甚至经常皱着眉头数落他们：“你们这些私家侦探老是搞帮派作风。最要改的就是这股劲儿，见面就抱拳，碰肩，能不让人们觉得你们像黑社会的么？你们不是要阳光下追债么？政府认可是一方面，你们自己也先得有个阳光形象。”

　　但数落归数落，这个培训班的“证书”，也让孙老探长“汗颜”。在他无奈的笑容里，这个司法部下属的犯罪研究所培训中心，是否有资格开培训班发给私人侦探们“执照”，是个经不起推敲的问题。

　　作为在公安部门工作了一辈子的“老资格”，孙茂勤的意见是，很多民间问题，由民间调查公司来处理，可以在法律介入之前，起到事前预防的作用，比如婚前调查和企业追债。而司法部门和他们合作，能够把一些工作转移出去。

　　“这不是推卸责任，也不是说公安部门破案效率低。主要是私家侦探进行调查是全开放的，更灵活多变，所以公检法部门不妨和他们合作。这是政府力量与民间力量的融合。”

　　而一直保有行业热情的韩冰说他正准备在北京设立公司，专门帮助企业“打假”。

　　“认定假货是公安和司法等部门的事情，但是找到假货制造窝点就是我们的工作了。这是一个为社会为人民谋福利的事情，我特别想让外国的同行看到，我们中国的侦探可以做好自已的事，我也要让普通人都知道，私家侦探不是一个‘不择手段’的阴暗职业，它是一个阳光下的行业，这两年，我们国内的同行一直在为争取一个‘阳光的身份’努力。”

　　也有同行没有韩冰这么乐观。李长旭律师说，我们始终在期待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出台来规范我们这个行业。现在仍然是清者自清的局面。调查员没有从业执照，入选标准完全掌握在各个公司手中，没有任何门槛，随行就市，市场秩序很混乱。

　　“我们得到的音讯是，有关部门还在调研中，四年前就这么说，现在还是。”

　　“对我们来说，如今危险风险都算不了什么，我们最害怕的还是法律的‘沉默’。”采访中，很多“私人侦探”不约而同地表示。

　　随后，她决定委托调查公司调查丈夫情况。“我主要是怕钱交了，到最后他们调查不出来，那么我就损失了。”王女士说，在这种情况下，她找到较有规模的邦特调查公司，并很快确认了丈夫外遇事实。对于客户的这种心理，我们甚为理解，很多人不太了解婚姻侦探这个行业，而且由于各种侦探小说那传奇式的宣传，就容易让客户感觉一种神秘感，对此，我侦探公司有相当多的经验，我们在收费是也是一样，我们前期只收取前期的费用，在调查实施后我们会为客户提供每天的工作记录，以照片，视频dv这些无法更改的证据作为我们为你做事的一个证明，到然，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了解客户的要求与情况，为客户真正的做到高效保密的调查取证

　　有了婚外情证据平分财产

　　于是受到欺骗的王女士向丈夫提出离婚，不料丈夫当场同意，只不过说生意不行，没有什么钱。我私家侦探通过财产调查，找到了王女士丈夫隐藏的银行存款以及在外购买的房产、汽车，这些加起来足有210多万元。看到这些证据，王女士的丈夫不得不低头，他将房子全部给了王女士，另外还给了她100万的存款作为赔偿，最终双方协议离婚。

　　先查再收费很科学

　　我调查公司负责人说，调查公司的收费是在一个范围内，与雇主协商收取的。这个范围就是那些婚姻受害方即雇主所不知道的配偶隐匿财产以及因过错而获得配偶多支付的赔偿金，在这个范围内协商收取。这样做的好处就是雇主无需担心利益受到损害以及所委托调查公司的忠诚度，因为双方是个利益共同体。